七、欧洲华商以传统餐饮业为主
据《欧洲时报》报道，目前欧洲有华侨华人150万，40%来自东南亚再移民，50%来自浙江温州、青田，来自其他地区的华侨华人所占比例很少。
第一，传统餐饮业是欧洲华商的支柱产业
欧洲的华侨华人，法国最多，超过40万，80%聚居在巴黎地区。英国约为40万左右，主要集中于伦敦、伯明翰、曼彻斯特、爱丁堡等城市。意大利20万，集中在罗马、米兰等城市。荷兰不到20万，主要在阿姆斯特丹、鹿特丹等地。德国约15万，广东籍和浙江籍各占总数40%，居住比较分散，散布在全德100多个大中小城市，相对集中的城市有柏林、汉堡、法兰克福等。西班牙12万，从商的1.6万多，加入西班牙国籍的有4千多人。奥地利3万多，大部分是浙江籍，浙江青田籍占总人数70%以上。葡萄牙约2万，比利时、瑞士等国也有一些华侨华人。俄罗斯的华侨华人有几十万，东欧匈牙利、罗马尼亚、波兰等国家的华侨华人也分别有上万或数千。
在欧洲华侨华人社会中，传统的餐饮业是支柱产业。据统计，英国有中餐馆约9000家；全法国有中餐馆8000家，而巴黎地区有6000家；德国中餐馆和华人速食店超过7000家，90%华侨华人依靠餐饮业谋生；西班牙目前中餐馆已达3000家，巴塞罗纳就有600多家；荷兰有中餐馆2200多家；奥地利有中餐馆800多家；葡萄牙有600多家。华人大型餐馆、酒楼，多由香港餐饮财团投资经营，菜式考究，装璜豪华，还设有卡拉房；中型餐馆多是华侨华人经营，以菜式可口多样著称；小型餐馆和外卖店走大众化路线，以便宜套餐、小食吸引着一般民众。
杂货业是欧洲华侨华人另一支柱行业，主要经营亚洲食品、蔬菜、水果等，兼营家庭生活用品。传统行业还有皮革业，以批发为主，主要从中国进口皮革产品，在法国目前从事皮革业生意的华商就有600多家；旅馆旅游业，多系旅游礼品店、中小型旅馆以及旅行社；贸易业，主要经营亚洲土特产、工艺品等；运输业，以小型运输公司、出租汽车公司为主；文化娱乐业，有些是较大型的夜总会，为数较多的是录相带出租店、卡拉OK。此外，还有理发美容、自助洗衣店、家具店、钟表店等。
欧洲华侨华人经营的工业以轻工业为主，主要是皮件制品、成衣厂、食品厂等。近几年，中医中药业在欧洲各国发展很快。据统计，目前欧洲有中医师和针灸师12万人，患者应诊每年超过500万人次。
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欧洲华商的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开始涉足科技、教育、文化各界，开拓了金融、海运、贸易等行业。陈克威、陈克光兄弟开设的陈氏兄弟百货公司，为法国最大规模的亚洲食品及用品商场，年营业额达10亿法郎，进入了法国500强企业。英国的“荣业行”由原来的一间杂货铺发展成为集团企业，资产逾亿英镑。丹麦的“春卷大王”范岁久，建立了14条自动生产线，日产春卷50万只的冷冻食品厂，产品不仅满足丹麦消费者的需要，而且运销德国、荷兰、法国以及美国、新加坡、日本。这种多样性的企业格局，标志着欧洲华侨华人的资本经济活动跃上了新的台阶。
欧洲华商的经营管理观念正在变化，逐步地实现现代化。老一代华商企业大都从夫妻、父子或兄弟起家，在管理上属于传统的家族型。随着企业的成长以及商业竞争的日趋激烈，不少华商逐步摆脱传统保守的经营方式，以重金聘请行家出任经理而不再囿于在家庭成员中物色人选；经常咨询法律顾问和会计师，了解、利用有利于企业发展的法律法规；注意汲取现代企业管理经验，提高工作效率；学会动用传媒，树立华人企业的形象，搞好公关等。
欧洲交通便利，商业资讯发达，欧洲的华商们加强了与其他地区的经济合作。随着统一大市场的建立，华商之间的华人商号、企业互通有无，与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工商界建立联系。譬如，有的欧洲华商与港商合作投资餐馆业，有的则在无线电话制造业、半导体工业方面投资设厂。有的欧洲华商与台商合作，在德国、法国投资电脑装配等。欧洲华商的企业大部分是中小企业，资本有限，大财团尚未出现，因此目前的这种合作仅仅是个开始。今后，随着欧洲与中国大陆、港澳台的经贸联系日益增多，这种互利互惠、共同发展的倾向会继续加强。
欧洲华侨华人社会的历史较短，华商经济在各国的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微乎其微。随着时间的推移，欧洲华商经济将会不断地发展壮大。可以预测，在进一步积累资金的基础上，欧洲华商将不断地扩大经营规模，开拓新的经营领域，实现从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的转化，并向国际化、集团化的方向发展。
第二，意大利华商努力融入当地社会
意大利早期的中国移民，主要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法国辗转到意大利的华工和少量留学生。二战期间，中意为敌对国，华侨受到迫害逼迫离开。据统计，上世纪70年代，意大利华人仅700余人。80年代以后，移居意大利的华人数量迅速增加，现在已有10多万人，主要聚居在罗马、米兰、佛罗伦萨、都灵、威尼斯等大城市。
意大利由于“本土”人口不再增长，而且呈现缓慢下降趋势，所以移民人口大幅增长。华人进入意大利的人口基数扩大，家庭团聚成为意大利华人移民人数增长的主要方式，并且增速在加快。此外，劳工申请、商务考察等也是华人赴意的渠道之一。随着中意两国文化交流不断深入，意大利成为新的留学热点，留意学生人数呈几何数增长。移居意大利的华人不仅没有成为意大利政府的负担，相反，华企、华商已经成为意大利华人主要聚集区经济的重要支柱。
意大利华人的传统行业是中餐业、皮革业和制衣业。近年来，意大利华商逐渐转向进出口贸易、中医药、房地产中介、百货批发零售等服务性行业，一批初具规模的经贸公司、咨询公司、超级市场、文化公司也已出现。
米兰的保罗?萨比区是一处华人聚集的商业区，华商批发业户已经达到近600家。批发业的逐渐兴盛，由于行业特点的原因，出现了华商随意停车、占道装卸、仓储搬运时间较长等问题。2007年春节刚过，当地政府要求华商“有限制地”使用手推车装卸和运载货物，引发“手推车事件”。事件发生后，华商进行了集体抗议。“手推车事件”尚未平息，4月初，米兰市政府又在该地区安装了5台监控器实时监控犯罪，引起华人的不安。随后，米兰市市政官员表示，保罗?萨比地区华商经营批发业务严重影响了当地交通秩序和居民的正常生活，政府计划将该地区唐人街改为步行街，将当地批发商集体迁出。政府的这一决定引起了广大华商的不满。
就在当地华人满腹怨言、冲突一触即发之时，4月12日，一名中国女侨民因停车问题与警察发生争执被殴打拘留，引发数百华人抗议，遭到当地警方用警棍驱赶，几名华人受伤住院。这一“四一二米兰冲突事件”，使整个华人社会和全世界为之震惊。
冲突事件发生后，米兰市政府与华商代表进行了多次会谈，双方都表现出了非常合作的态度。特别是一批华人第二代年轻人，大多出生在意大利，有着很好的融合意识，起到了中介和桥梁作用，促成了双方的对话。米兰市政府宣布在米兰市黄金地段新国际会展中心附近，无偿提供近10万平方米的土地建造贸易批发中心，并承诺以最优惠的条件为保罗?萨比区华人批发商提供最佳的经营场地。至此，米兰华商与当地政府的争端得到了妥善解决。
罗马现有华人企业600多家。“米兰冲突事件”后，4月17日，罗马市长亲自与罗马华商代表进行座谈，寻求与华商“和谐共处”的办法。在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罗马市政府加大对华商比较集中街区的监管力度，同时也强化和细化政府服务内容，制定了具体可行、操作性强的“十六条行为规范”。5月11日，罗马市政府相关负责人与当地华商代表签署了“十六条行为规范”，其中8条是针对华商的，另8条是针对市政府的。针对华商的8条包括：中国移民要遵守意大利的各项法律法规；在店铺的招牌中不应只写中文，要添加相应的意大利文；遵守新的装货卸货时间表；与罗马卫生部门签订特别的合同，以改善社区的卫生状况；通过对意大利文化的学习，努力融入意大利社会；尽量避免产生一个只有单一民族的街区。针对罗马市政府的8条则包括：市政府将尽量帮助中国移民融入意大利社会；解决在罗马一些街区单一民族人过多聚集带来的问题；以商业、法律和文化融合为主题，组织对移民的意大利语课程；帮助移民了解意大利的法规法律，逐步将一些表格和法律法规翻译成中文等。
第三，俄罗斯华商积极适应当地新法规
俄罗斯政府于2006年11月出台“禁外商令”，从2007年4月起，外国人不得在市场经营零售（市场指的主要是露天市场，不包括超市或大型商场），但可以雇用俄罗斯居民。
新法令还规定要严格实行外国劳动力配额制度，不再为外国人发放市场经营许可（售货员劳动大卡）；在进口劳动力方面，将加强对配额的监控，只允许引进俄经济发展所急需的劳动力；打击非法移民，对外国移民监控更加严厉；欢迎尊重俄罗斯法律和社会秩序，受过良好教育，有一定专长和劳动技能的外国人。
上世纪90年代，由于俄罗斯经济低迷，对日用品等商品的需求很大，导致不少外国人通过正常和非正常渠道，参与俄罗斯的市场经营。在俄罗斯的外国商人，据统计有100多万，其中90%以上是华人。绝大多数华商在俄罗斯各地由集装箱组成的露天大市场里，从事批发或零售各种中国商品。
据分析，俄罗斯政府实施禁止外商从事商品零售这项政策，除了为规范市场秩序外，也有为俄罗斯侨民安置就业的考虑。俄罗斯政府计划在2007年到2012年间，力争召回100万以上的俄罗斯侨民，并为他们安排工作。此项禁令的出台，也是发展俄罗斯本国轻工业的需要。2006年，俄罗斯政府确定把发展轻工业提高到战略高度。为此，加大了国内商品零售市场的治理力度，希望为本国轻工产品销售创造一个良好的市场条件。
俄罗斯的“禁外商令”，从短期来看，对华商的负面影响很大，不同行业的华商受到了各不相同的影响。影响大的是在露天集装箱市场工作的华商，其中又以经营服装、鞋帽为主的零售业者最受冲击。各大市场纷纷上演“中国制造”大甩卖，不少华商选择回国另谋发展。中国对俄出口企业，尤其是服装、纺织等行业，多数是通过在俄华商代销方式出口到俄罗斯的。自2006年11月以来，华商在进货和过货时变得异常谨慎，福建、浙江、河北、吉林等以对俄出口为主的生产企业，随即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产品积压现象，内蒙古和黑龙江省等地区对俄各口岸的出货量也急剧下降。
在俄罗斯的中餐馆受到的影响还不明显，因为中餐馆的服务员多数是俄罗斯人。至于旅游和教育中介等行业，则几乎没有受到影响。相反，“中国年”使前往俄罗斯旅游或留学的中国人出现了大幅增长的势头。不过，以前曾存在凭旅游签证或商务考察签证前去打工的现象，如今已经明显减少了。
从2007年4月1日以来，俄罗斯警察对华商的检查，主要还是看证件是否合法、齐全，对违规行为基本还是采取罚款的方式处理。当然，俄罗斯政府规范市场秩序的决心是坚决的，限制外国零售者的政策不会出现大的调整。
在俄罗斯的华商，应当根据新的形势，转变经营思路。譬如，具备一定经济实力，希望继续在俄罗斯做生意的华商，最好的办法是尽快使自己的身份合法化，在俄注册公司，以俄罗斯法人的身份办理相关的经商手续，尽可能雇用俄罗斯居民在商业场所经营。再譬如，华商应将零售改为批发，或者与俄罗斯人实行合伙经营等。另外，从禁令对轻工业的倾斜来看，中国公司也可以调整理念，考虑如何投资俄罗斯的轻工业。
第四，东欧华商经营中国商品业务不断发展
东欧华商最集中的国家是匈牙利，目前约有华侨华人2-3万，是东欧地区最大华人群体。罗马尼亚有华侨华人近万，也是华商比较集中的国家。波兰、捷克、斯洛伐克、阿尔巴尼亚等也有数量不等的华侨华人。
欧洲的首家华人企业工业园在波兰科沙林市，是波兰华人企业阿来利克集团开办的。工业园于2004年9月正式成立，首期已开发5.2公顷土地。2005年落户工业园的自行车厂，年产能力为20万辆。2年多来，“阿来利克”牌自行车不仅在波兰市场占据了16%的份额，而且还远销德国、葡萄牙、芬兰、英国和瑞典等欧盟国家。工业园的另一家企业，是阿来利克集团与深圳一家公司合资的电视机厂。
阿来利克集团成立于1992年，下设7家公司，分别从事家电、自行车、纺织品服装、房地产开发等行业。该集团首席执行官曾小辉说，他们是去年获得欧盟免征反倾销税待遇的唯一欧洲华人企业，是探索“走出去”战略的一次有益尝试。中国工业园希望逐渐成为中国企业打入欧洲市场的一个跳板，目前正与国内多家企业洽谈，年底前将入驻一家大型合资家具厂。
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在20世纪90年代初，两国华人总数接近10万。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四虎市场在10多年前闻名遐迩，曾是周围许多国家客商采购中国商品的主要场所。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东北郊由欧罗巴、尼罗等市场组成的批发中心，则被认为是东欧最大的中国服装、鞋帽和百货集散地。
东欧华商由于历史的原因，不少商家存在着偷税漏税等不合规范的经营情况，多年来一直是“黑一半白一半”地在经营。他们在市场上未办妥一些相关手续，在海关报关、货物进出、发票开具等环节都存在不规范的做法。最近几年，无论是四虎市场，还是欧罗巴、尼罗市场，当地税务、海关、警察等部门几乎天天光顾，接二连三地进行突击检查，封仓库查商店可说是成了“家常便饭”。
随着近年来东欧各国陆续加入欧盟，越来越多的华商认为，在东欧经营了十几年，该是考虑放弃四虎、尼罗等这些环境“脏乱差”市场的时候了。早在几年前，一些积累了相当资金的东欧华商就开始走出四虎、尼罗市场，告别了服装、鞋帽、小百货，开始涉足家电产品，并在当地注册商标，通过在国内贴标生产的模式走品牌道路。有的华商还因地制宜，改变从国内进口为向国内出口，如一些罗马尼亚华商全力投入向中国出口喀尔巴阡山区的优质木材，还有的华商或自筹资金，或联手当地大公司共同投资建设现代化的大型商厦等，用以改善中国商品的经销环境。
总之，东欧华商要想继续发展，就需与时俱进，尽快走出目前这些不适应欧盟要求的不正规经营场所，改变多年养成的以价取胜、以量取胜和不正规的经营方式，进入当地的营销主渠道和正规的经营场所，按照正常的市场规则进行操作。如果还是一味地沉湎于暂时的繁荣之中，那就会被当地不断规范的市场所淘汰。
八、大洋洲华商业务迅猛发展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大洋洲的华侨华人总数为80多万人。其中以澳大利亚为最多，大约近70万人；新西兰14万多人；巴布亚新几内亚约5000人；所罗门群岛约1000人。澳大利亚、新西兰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实行面向亚洲的政策以来,来自亚洲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华人移民以及其他裔族移民大量移进这两个国家。
第一，澳大利亚华商半数以上集中在悉尼
澳大利亚统计局于2006年8月8日公布的2005年人口普查报告，澳大利亚华人有669890人，比5年前增加113336人。2001年人口普查，华人为556554人。以上数字是由人口普查时填报祖籍一栏而计算出来的。此外，还有新加坡、马来西亚及香港、台湾地区的合法和非法移民。据推测，现在全澳华人人口约有70万人，占澳大利亚总人口的4%。澳大利亚华侨华人中三十七、八万，也就是50%以上生活在悉尼。
早年到澳大利亚谋生的华人几乎都是广东的南番顺（南海、番禺、顺德）三邑人和四邑人（台山、新会、开平、恩平）。他们是被澳大利亚发现的金矿吸引来的。淘金潮过后，一部分人留在澳大利亚从事种植、洗衣、木工等职业。华工的到来，形成了与白人工人的竞争，于是澳大利亚各州和联邦政府先后实行了排斥华人和有色人种的“白澳政策”，限制亚裔移民。当时，在澳大利亚生活的华人基本只有两类：一类是19世纪移民到澳大利亚的华人的后裔；另一类是各国到澳留学的华裔留学生。
据统计，1966年，澳大利亚华人为26723人，占总人口的0.23%。1966年3月，澳政府初步废除了“白澳政策”。1974年，政府宣布新的移民政策，即全球一致，无人种、肤色或国籍之歧视。
自此，30多年来，澳大利亚开始接纳大批华裔移民。1994年，澳政府给予1989年6月20日以前抵澳的3.6万中国大陆留学生居留权，当年全澳华人人口超过40万。随后，这批留学生申请家人到澳大利亚，几年间来自中国大陆的华人移民总数约15-20万人。
悉尼和墨尔本是澳大利亚第一和第二大城市，也是近年来华人的聚居地。来此定居较早的华人移民，大多从经营中餐馆、杂货店、肉铺等以家庭为经营单位的小生意起家。他们早开门、晚关门，终日辛勤劳作，一点一滴积攒着家业。
早年从上海移民澳大利亚的陈锡恩以纺织业起步，后来又投资房地产，生意越做越大，终于登上了澳大利亚富人排行榜。
李先生，是从小杂货店起家，几十年过去了，现在他的家业已经增长了数十倍，在悉尼有10余家连锁食品杂货店。
张先生移民到澳后开始一个人打两份工，每天从早上7点到下午3点在一家超市做售货员，下午4点到晚上11点到中餐馆做服务员。经过十几年的艰苦奋斗，他在城区较好的地段购买了一栋大房子，还能支付大女儿业余学习钢琴的高额开销。
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华人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吃苦耐劳的精神，有了长足的发展。80年代以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中国国力的增强和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让在澳华人挺直了腰杆，在澳华人的历史也翻开了新的一页。一些老移民的后代和新移民开始涉足科研、教育、电脑、电信、保险、房地产等行业，其发展势头令人瞩目。
90年代前后的部分移民，包括来自中国大陆的有些中青年移民，与先前移民有所不同。他们本身具有较高的教育背景和专业技能，来澳大利亚后又继续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毕业后大多开办独立的会计师、律师事务所，成为大学讲师、医生、高级技术人员等。有的大陆移民背靠祖国市场的优势，开展进出口加工、融资、旅游等贸易，生意规模上了台阶。譬如，以经济移民身份移居澳大利亚的傅显达就是一例。已经50多岁的他，目前个人资产达到3.55亿澳元，拥有16个大购物中心，在澳大利亚的富人榜上排在第47位。
澳大利亚昆士兰省布里斯本阳光海岸已预留100多公顷土地，用来发展一个3.5亿澳元的华人主题旅游及教育中心。一个华资集团收购了40公顷土地，建造全球“最新的高科技中国城”。
据《星岛日报》报道，澳大利亚上市华商SABINA共斥资1000万澳元建造“中华世界”项目。“中华世界”将设有贸易办事处，供中国各省租用，而“帝王宫殿”可以举行帝王主题的婚礼，另有高档的度假别墅供中国来的游客享用。
澳大利亚华人社会中开中餐馆的越开越多，原因是喜欢吃中餐的澳大利亚人越来越多。随着澳大利亚与中国大陆和港台地区的商业联系日益增加，澳大利亚的商界、政界人士也开始重视华人的文化。
第二，新西兰华商尚在起步阶段
新西兰最新的人口普查数字显示，新西兰日趋“亚洲化”，民族、语言和宗教迅速变化。其中华人是最大的亚洲移民群体，自2001年起至最近的几年间增长了40.5% ，现在有147570人，主要居住在奥克兰。
迄今，欧洲人仍是新西兰最大的民族群体，占总人口的67.6% 。但亚洲移民增长最快，如今是第三大族群，占总人口的9.2%，超过太平洋岛民的6.9%；而在上一次人口普查中，亚洲移民只超出太平洋岛民1%，当时后者的人口比例为6.5% 。
在两次人口普查的5年间，亚洲人飙升近一半，增至354552人，亚洲移民的人数增长，远远超过新西兰总人口的7.8%增幅。
在亚洲人中，华人是最大的移民群体；第二大群体印度人飙升68.2%，是亚洲人种增幅最大的。三分之二的亚洲人居住在奥克兰，该地区是吸引移民的中心。
新西兰与中国的交往可以追溯到19世纪60年代。中国人是继毛利人和欧洲人之后第三批抵达新西兰的主要群体，他们对这个国家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当时很多中国人怀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来到这里淘金。淘金热结束后大多数人回到中国，也有一些人留了下来。
那些留下来的人不得不寻找新的谋生途径。他们分散在这个国家的各个地区，主要经营洗衣店、蔬菜水果店以及菜园。这些都是资金投入不大但需要大量体力的艰苦行业。在经过数代人的努力之后，他们的后代在新西兰的商业、文化和政治等许多领域都有所建树。
中国与新西兰间的密切关系发展势头令人鼓舞。新西兰是第一个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发达国家，也是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过程中第一个结束与中国双边谈判的发达国家，同时也是第一个与中国开展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发达国家。
现在，中国的传统节日，例如农历春节和元宵节都已成为新西兰文化的一部分。
第三，巴布亚新几内亚及所罗门群岛华商为当地社会做出贡献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华人大约有5000人左右，所罗门群岛的华人大约有1000人左右，他们中的大部分已经取得当地国籍。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华人大部分居住在首都莫尔兹比港，也有建立农场和种植园而住在比较偏远的山区。所罗门群岛的华人大部分居住在首都霍尼亚拉，主要经济活动是经商。
巴布亚新几内亚是一个岛屿国家，有“世界鳄鱼之都”（鳄鱼养殖极为发达）之称，矿产、石油、林业、渔业和经济作物种植资源丰富，农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那里的陆上和海上交通不发达，公路不多，几乎全靠空运。岛内村落之间靠卡车、小厢型车来往，高地峡谷、深沟切割处，则设有网状便桥或吊桥衔接。在这里的华人大多以经商为主，靠勤劳节俭、家庭与宗族关系成功。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华人社会中，亲属关系是商业组织的基础，也是造成他们做生意成功的主要原因。亲属们互相联合在一起周转资金和组织人力，分享利益和承担风险。不过，现在中国传统的亲属联合行为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华人亲属或家族成员在一起经营商业的时候，都更强调彼此之间的权利和义务。
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有名的华商领袖陈秉达，祖籍广东台山，1912年出生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腊包尔。他的父亲陈均和大伯父陈乐、二伯父陈齐都是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第一代移民，为开发当地经济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是华人社会中颇具影响的人物。
陈乐1894年随船来到新几内亚的新不列颠岛。1905年，他在新爱尔兰岛上承租了约50公顷的农场，带领几个华人共同开发经营，成为第一个在该岛上承租农场的中国人。
在陈氏三兄弟中，以三弟陈均（又名陈大均，西名阿鲁易阿昆）的成就最大。由于受过良好的德文和英文教育，陈均具有较广阔的视野和卓越的才干。他经营进出口和批发业务，生意兴隆。到了上世纪20年代，阿鲁易阿昆公司已成为新几内亚首屈一指的中国商行。从30年代开始，他分别在上海和香港设立了代理商行，进一步扩大经营规模。与此同时，他逐渐成为当地华人社会的领袖。
陈均于1963年去世。陈秉达在继承父业的基础上，经营有方，大胆开拓，进一步扩大营业规模，拓展经济领域，投资经营可可果和椰子园，成为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有名的富豪之一。
九、中非贸易增加促进非洲华商发展
据媒体报道，目前在非洲华侨华人达50多万，在南非有近30万。非洲一共有53个国家，其中只有5个与中国大陆目前没有外交关系，但即便在这几个国家，也有不少华商。也就是说，非洲所有的53个国家无论大小、贫富，都有华商的身影。
近年来在中外贸易中，中非贸易成为一个亮点。截至2006年9月，中国企业在非洲投资项目达到800多个，总额达110多亿美元。2007年1至9月，中国对非直接投资6.5亿美元，同比增长102%；在非洲新签承包劳务合同184亿美元，完成营业额79亿美元。随着中国对非洲的援助不断提高，贸易和项目融资规模的不断扩大，中国对非洲拥有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尤其是2006年中非高峰论坛之后，中国政府给予非洲国家许多优惠待遇，不仅免除了债务，还增加了政府投资和鼓励中国企业到非洲发展的政策。有人断言：中国正在改变非洲发展格局。
如果翻开厚厚的史书，人们会发现，中非交往的历史长达千年以上。中非历史上的频繁交往，又在不知不觉之中改变了双方人民的生活。
根据史籍记载，早在西汉年间，就有了中国与非洲交往的记录。南北朝时期，中国北魏王朝通过波斯和印度洋地区的古国与非洲的埃及和埃塞俄比亚地区建立了商贸联系。到了唐代，因为上层统治阶级需要产自非洲的香料、象牙等奢侈品，于是这种贸易需求带来了中国人远航非洲的新高潮。两宋年间，中国商船已广泛游弋于红海、波斯湾与东非海岸之间。产自非洲的象牙、犀角、明矾等物资大批涌入中国，非洲的原产作物高粱、芝麻、西瓜等也成了普通中国百姓餐桌上的美食。与此同时，中国的造纸、火药和雕版印刷术也随着阿拉伯人和蒙古西征传入非洲。
在近代历史上，中非交往的记录是以华工的血泪为代价的。1811年，第一批被贩运到非洲的华工来到了圣赫勒拿岛。1904年，英国殖民者公开在中国进行变相的奴隶贸易，大批华工被贩卖到南非挖掘金矿。与此同时，还有10万华工在坦桑尼亚、毛里求斯等地的种植园和农庄里以及刚果、塞内加尔等地的公路和铁路工地上流淌着汗水。随着大批华工登上非洲大陆，中国的农具、轿子和滑竿等也传入非洲。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非联系更加广泛。50多年来，中国和绝大多数非洲国家建立了互信互利的外交关系，文化上也展开了深入的交流。
中非经济和贸易的大规模增长，是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后。1995年我国进行援外方式改革，过去对非洲进行单纯援助转为谋求经济上的互利合作，也就是说，中非合作从单纯的扶贫援助向更广泛的投资、贸易和社会发展领域扩展。非洲国家众多，情况复杂，与国有企业相比，私有企业在当地发展更方便，也更灵活。因此，中国政府鼓励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同时到非洲发展。也就是从那时起，许多华商抓住机遇，开始大规模进入非洲。于是，人们将这个阶段称为“中非合作新时代”。
2006年中非贸易达到500亿美元。2007年前10月，中非贸易额达587.2亿美元，同比增长30.3%。商务部相关资料显示，在2006年广交会上非洲方面出席的企业代表近5万人，也是历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
现在国内许多企业都在运用国际化发展的手段提升自身实力，非洲逐渐成为更多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第一站。中国在非洲喀麦隆和坦桑尼亚等国家成立了11个贸易中心，制定了专门政策鼓励中国企业到非洲拓展业务，如政府提供贴息贷款，设立专项资金，制定优惠的税收政策，简化审批程序等，重点促进企业开展境外加工贸易项目。
在非洲，华商主要来自浙江、广东和福建，其中浙商最多。以喀麦隆为例，在当地2000多华人当中，浙江人就占到四分之一以上。
在非洲的华商，主要由三种成分构成：第一类是中字号的大型国企和中兴通讯、华为这样的大型企业，他们在国外主要以承接大型工程为主；第二类是一些把工厂移到非洲的制造业企业，因为税率和劳动力价格的因素，这些企业通过这样的方式来降低成本，避开西方国家诸如配额之类的非关税壁垒。第三类是商贩，他们主要是把中国的商品运到非洲去销售。
在非洲各地的华商，生意按规模大小也可以分成三类：大型的如矿产开发；中型的如投资办厂制造产品；小型的主要是经营小商品买卖。
非洲什么都缺，制造业和高科技都不发达，有的国家连根针都不会制造，产品绝大多数依赖进口，价格昂贵。不要以为非洲人没有消费能力，非洲穷人多，但富人也不少。非洲人普遍缺乏理财观念，有钱就花掉。因此，价格适中且品质不错的中国小家电、小五金和小百货在当地销得很好。譬如在安哥拉市场，1盒蚊香在国内卖3元钱，在那里可以卖到5美元；1根5毛钱的铁钉能值1美元；一台1300元人民币的全自动洗衣机，出口到那里能卖1000多美元。在整个非洲市场上，中国货通常能卖到很高的价位。
非洲市场很大，进入非洲的华商运用聪明和智慧，用心研究非洲的市场特点，摸清非洲的市场规律，使自己发了财。
除了市场大，非洲还有很多资源可供利用。非洲的劳动力很便宜，可以帮助企业大大降低成本。一个当地劳动力一天的工资是25美分，折合人民币2元钱。另外，产自非洲的纺织品出口到欧美没有配额限制，利用这一点在当地做转口贸易，也是不错的选择。
再如，赞比亚水资源丰富，富含各种矿物质，向地下打十几米，抽上来的就是矿泉水。在当地超市里，1桶这样的水能卖5美元。从打井到盖简易的罐装水车间，投十几万元人民币就够，做这个投资不仅当年收回成本还能盈利。
非洲许多国家都具有单一经济结构的特点。这些国家希望经济多元化发展，不用依赖某一种资源性产品。中国的管理人员、技术水平、生产设备都比较适合非洲的发展需要，而中国产品的价格与非洲的发展正好实现对接，可以说是双赢的局面。
在非洲国家，尤其是在那些被联合国视为最不发达的非洲国家里，餐饮生意相当兴隆。近年来，我国一些私人业主不远千山万水，前往非洲开办餐馆。那里各种原料，尤其是劳动力比国内便宜得多，而菜价却比国内要高得多。假如把北京的普通餐馆搬到非洲，再挂上几幅中国画和几盏灯笼，这在非洲就算是高档的中餐馆了。在非洲沿海富庶之地还有专营外卖或只有两三张饭桌的小型中餐馆，凭借味道鲜美、经济实惠的饭菜丰富了当地居民的生活，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非洲朋友在与华人聊天时，常常对当地的中餐馆津津乐道，对中国的饮食文化佩服得五体投地。一些非洲国家的部长、总理乃至总统经常光顾中餐馆，做了中餐馆老板的朋友。一些外商为吃顿中国饭甘冒酷暑驱车几百公里，还有些外商干脆把中餐馆作为晚餐的固定去所。
据调查，在非洲开一家高档中餐馆需要5万美元左右的投资，花费最多的是购买必需的冰柜和空调机，长则一年短则半年就可收回投资。中餐馆一个家常菜标价折合50至100多元人民币，除了要从中国邮购一些佐料外，非洲小市场上的蔬菜价格大大低于当地的超市，所以非洲中餐馆毛利一般高于国内3倍左右。如果在非洲内陆经营中餐馆，利润就更高了。
据统计，从2000年到2004年，中国民营企业对非洲的贸易额由2000年的5.77亿美元增长到2004年的58.19亿美元，在中国对非贸易中的所占比重也由5.45%上升到19.75%。
作为国际性民间组织，中非民间商会是推动我国民营企业对非洲贸易增长的重要力量。在中非商会的引导下，民营企业“走进非洲”将不再是唱“独角戏”——“援建一个项目、形成一个龙头、拉动一个产业”的组合效应将逐渐形成。
中非民间商会是一个非营利性民间商会组织。自2005年3月启动以来，它以民营企业为参与主题和服务对象，以项目推动等实务方式促进中国民营企业走进非洲，与非洲开展经济技术交流合作，在农业、教育、能源、基础设施建设、IT、电信等领域达成合作意向。目前非洲正处于大规模经济建设期，但非洲本地缺乏技术管理人员。因此，很多建筑工程包括国际援助工程都要通过招标来完成。这都给中国企业提供了机会。
非洲国家也频频向我国传递信号，希望我国加大投资非洲的力度，对民营企业家投资也十分欢迎。中非民间商会已经帮助中国民营企业家在非洲建成20多个农业示范园。明年还将在莫桑比克设立第一个中国IT工业园，这也是莫桑比克的第一个工业园区。在尼日利亚全国最好的保税区卡拉巴保税区中，还专门为中国企业开辟了一个纺织工业园，用于支持中国企业投资。
相比之下，民营企业具备决策更快、机会抓得准的特点。而且，民营企业家只要把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经验复制到非洲就可以赚钱。因此，有人说中国民营企业家的“第二桶金”在非洲。
十、香港华商投资内地投资本地双活跃
香港经济承继2003年下半年、2004年的“拐点”，从2005年起继续保持复苏势头，本地生产总值连续3年平均保持7%以上的正增长。股市、地产、商业市道走出低谷，华商投资又趋活跃。据统计，2006年香港的整体投资增长8%，是连续4年来加速增长的一年，也是自2000年以来的升幅最大的一年。2007年香港经济增长率为6%左右。
第一，港商继续大举投资内地
世界瞩目中国，港商近水楼台。2006年后，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港资虽然不再而且也很难像以前那样“一支独秀”，却仍扮演与台资、美欧日、东南亚资本相若的重要角色。从绝对数量看，港资依然在中国外来投资榜上占据第一位，在众多省、市、自治区中稳居境外投资国家和地区之首。
比如，与香港毗邻的广东省，截至2006年底，该省吸收香港投资累计达1122亿美元，港资在广东实际利用外资中的比重已达6.4成；港资企业数量约占全省外资企业数量的7成。
京港、沪港、闽港等合作日益密切。港资已成为北京中关村科技园区外来投资的主要来源，在园区的“三资”企业中，港资企业占近四分之一。2006年，搭奥运东风，港商在京投资金额达9.3亿美元，比2005年上升超过6成；至同年年底，港商在北京累计投资企业达到2932个，投资额超过80亿美元，在北京市境外投资者名单中排名第一。在上海，2006年香港对沪直接投入的合同外资为35.39亿美元，占上海合同利用外资总额的24.3%。截至2007年4月底，香港累计在上海直接投资项目达13175个，合同外资281.7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达到26.7%，处于各国和地区在上海投资排名第一位。截至2006年底，福建省累计利用外资总额突破600亿美元，其中一半为港资。
据中国商务部公布的统计数字，2007年1-11月，内地吸收香港直接投资项目14593个，同比增长6.6%，实际使用港资金额224.3亿美元，同比增长28.2%。截至2007年11月底，内地累计吸收香港直接投资3021.9亿美元。按实际使用外资统计，港资在内地累计吸收境外投资中占40.5%，排第一位。
综合观之，2005年以来，港商尤其是香港的华商，在投资中国内地方面具有以下特点和趋势：
1、投资领域更宽，除传统的制造加工业，港商的触角伸向基础设施、城市交通、衣食住行、零售百货、美容纤体、医药卫生、物业管理、金融服务等领域，服务业成为主要增长点。香港是多功能的国际服务中心，服务业占香港经济总量9成以上。随着内地对服务业的强劲需求以及CEPA（《内地与香港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的英文简称）的演进，香港的服务业正展现实力和厚势。2007年4月起，首批有4家外资银行获准经营人民币业务，其中3家来自香港。仅2006年至2007年3月底，广东便吸收香港服务业企业逾5670多家，实际投资累计超过373亿元人民币。而在房地产方面，香港的华商，以李嘉诚父子、郑裕彤父子、郭炳湘三兄弟、李兆基、九龙仓为代表，无惧内地宏观调控政策，“大举圈地”，增加土地储备，成为近年来广受关注的一个亮点。去年内地房地产业务盈利56.67亿港元、同比增长44%的和记黄埔，已经把94%的土地和项目投在了内地；去年花了约66亿港元在内地买地的恒基地产，又在内地30多个二、三线城市进行地块磋商。
2、投资地域更广，港资继续演绎一线城市向二线城市、东部沿海向中西部、东北三省发展之势。在西安、重庆、成都等地，频频出现香港企业家的身影。今年4月19日，李嘉诚麾下的长江实业与和记黄埔联合宣布，以24.53亿元人民币投得重庆市南岸区的一处住宅及商业用地，便是一例。
3、投资方式更加多元，包括设立基金，“化身”内地赴港上市企业策略投资人，购买人民币债券等。在天津滨海新区，香港中华总商会设立了高达200亿元的基金，用于滨海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港交所截至12月14日的数据显示，自1993年1月以来，内地企业在香港的股份募资总额达1.83万亿港元，占同期香港市场股份募资总额的57%；在香港上市的内地企业达431家，占香港上市公司总数的35%；在港上市内地企业市值达11.82万亿港元，占港股总市值的58%。这些企业的股份上市，多获港人热捧，而香港本地一些著名企业常常出大手笔购买股份，成为策略投资方，不啻为对内地企业的另类投资。
4、盈利高，捐助更慷慨，树企业和个人形象。今年台湾《天下》杂志首度制作“华商天下1000大”排名，获利润最高的前10名均由港商包办，主因是香港背靠内地，内地经济的腾飞为他们的获利提供了大好时机。近年来，港商捐助内地，更显慷慨。热心公益事业的“红色资本家”霍英东、庄世平虽然先后去世，令人唏嘘，但热心公益事业的热情却在其他港商身上继承了下来，内地的各种公益事业不断得到他们的捐助。2006年，香港首富李嘉诚表示，未来将把三分之一的个人财产捐作公益慈善之用；目前，他所领导的长江实业集团及李嘉诚基金会共捐资110亿港元，其中，61%的资金投放在内地的项目。另一个代表性人物是处事低调、近年趋于活跃的恒基兆业主席李兆基，2006年底，他向“温暖工程”捐资3.3亿人民币，用于在内地中西部地区培训转移100万农村富余劳动力和培训1万名乡村医生。
5、一些大企业家的第二代、第三代开始崭露头角，但“姜还是老的辣”，香港华商企业的接班问题依然突出。太平洋建设集团原董事局主席严介和于2007年正式退休，他向记者这样说：“儿子接班或做商业领袖，起码需要二十年时间。”
6、随着内地经济起飞，人民币升值，员工薪金上涨、政府优惠政策减少或取消、环保要求增加、能源地区性季节性紧张等，港企在内地面临发展“瓶颈”，特别是珠三角一带的传统劳动密集型企业，感叹风光不再。2006年，内地取消“三来一补”的加工贸易优惠政策，一度引起部分港资加工厂恐慌。香港大珠三角商务委员会专责小组今年7月发表的报告估计，若内地大幅扩大加工贸易禁止类目录，或全面取消加工贸易之税务优惠，最坏的情况是，珠江三角洲4.5万间从事加工贸易的港企中，将有约3万家港商受到冲击，1.45万家受严重影响，其中1万家可能停产或收缩、250万内地工人及7万港人生计受影响。委员会主席冯国经认为，有关政策虽对港企构成一定压力，但亦迫使港企积极升级转型，开拓内销市场。
第二，港商在海外投资情况
港商积极投资内地，但也注意降低、规避风险，“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李嘉诚旗下的和记黄埔，现时有25万名职员，在全球55个国家或地区进行投资，是一家真正意义上的跨国企业集团。
一些海外新兴市场，成为投资人的“新宠”。比如越南，2007年1月加入世贸组织。为抢占先机，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吴光正于6月18-21日率领了一个17人商贸团访越。吴光正指出，越南吸引香港企业的两大卖点，是低成本劳动力以及具备作为制造业基地的优势，特别是制衣和电子业。
据统计，2006年1-9月，港越两地贸易额大幅增长19.5%，至21亿美元。同一期间，越南从香港吸纳了超过6亿美元的外来直接投资，是越南外来直接投资之冠。越南政府预计2007年全年吸纳的外资有望超过200亿美元。
第三，CEPA不断深化 香港受惠最大
CEPA，是“内地与香港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的英文简称。有人形象称之为“丝帕”。它是“一国两制”之下一个特殊的、开放性的安排。自2003年6月29日CEPA签署以来，又“挖掘”出4个补充文件，在帮助香港经济走出困境、惠及广大香港同胞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香港特区政府就CEPA对香港经济作用所做的第二次研究指出，在2005和2006年，CEPA为香港制造业带来额外资本投资额为3.05亿元，预计2007年及之后会再有2.39亿元投资。另截至2007年5月，总值逾83亿元的货物进口内地时，因CEPA获豁免关税，最主要出口货物包括药用及护理用品、塑料及纺织成衣制品等。
服务贸易方面，至2006年底，服务业累积额外资本投资48亿元，预期2007年及之后会再有24亿元额外投资。截至2007年5月，当局批准逾1070份《香港服务提供者证明书》申请，主要涉及运输及物流服务、分销服务、广告及建筑服务等行业。
研究报告估计，2004-2006年间CEPA为香港创造3.6万个新职位，预计2007年及之后会再增逾3600个新职位。
经国务院批准，2007年6月29日，商务部副部长廖晓淇与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长唐英年在香港签署了《 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 补充协议四》（以下简称“《 安排 补充协议四》”），该协议将于200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
廖晓淇在协议签署后表示，《 安排 补充协议四》在《安排》及其3个补充协议的基础上，内地对香港的开放进一步扩大。《CEPA补充协议四》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是开放领域更多：新增了摄影、体育、环境等11个领域的开放内容，加上以往已经开放的27个领域，目前内地对香港服务贸易的开放领域已达38个。
二是开放程度更高：《CEPA补充协议四》在医疗、保险、银行、证券、旅游、个体工商户等原有17个领域开放承诺的基础上，进一步放宽了香港服务提供者进入内地市场的准入条件。加上之前已经采取的152项开放措施，目前CEPA共包括192项开放措施，开放程度进一步提高。
三是开放模式更多样。在与管理咨询相关的服务、会展、文娱领域允许以跨境交付方式提供服务，这为香港服务业进一步发挥优势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在香港业界比较关注的医疗、银行、旅游、会展等领域，《CEPA补充协议四》采取了较为开放的措施。
十一、澳门经济正迈向适度多元化
澳门是典型的微型海岛经济体，自1535年开埠以来，经济因外部环境转变而大起大落。在16世纪后期和17世纪前期的约100年间，澳门作为沟通东西方的海上贸易枢纽，进入转口贸易的全盛时期。鸦片战争后，澳门转口港地位随着香港的崛起而没落。1987年，澳葡政府宣布赌博合法化，展开了澳门作为东方第一赌城的历史。
上世纪60年代以来，欧美国家给予澳门纺织品配额和普及特惠税等贸易优惠条件，吸引了许多香港厂商到澳门设厂，带动了澳门以纺织、制衣为主体的出口加工业。上世纪80年代，澳门纺织、制衣企业达400余家。上世纪90年代以后，受澳门竞争优势下降、劳动力短缺等因素影响，以制衣业为主的澳门制造业风光不再，占GDP的比重从高峰期约30%，下降到目前不到10%。
回归8年来，澳门奉行自由港政策和简单的税务制度，特区政府相继开放电信业、博彩业等垄断行业，并利用与葡语国家的联系、两岸桥梁角色和与珠三角西部城市的良好关系，努力发挥商贸平台作用。中央政府也出台“自由行”、《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等支持澳门发展的政策。8年来，澳门GDP年均增长12%，人均GDP由1999年的1.43万美元增加至2006年的2.84万美元。
随着2002年澳门赌权开放，美资大举进入澳门博彩业带动博彩业急剧扩张，也带来博彩业一业独大，人力资源紧张、中小企业发展面临诸多困难等问题。目前，博彩业税收占澳门财政收入7成以上。
针对这种情况，特区政府提出“经济适度多元化”的主张，出台措施推动会议展览业、创新科技产业、物流业、离岸业务、制药业等新兴产业发展，设立跨境工业区吸引工业投资。
香港、澳门唇齿相依，澳门活跃着香港商人和香港资本，港澳华商共同创造了澳门的繁荣。在澳门博彩、金融、旅游（酒店）、地产建筑、出口加工等主要产业中，港澳资本举足轻重。
在博彩业，虽然进入群雄逐鹿的“战国时代”，但以何鸿燊家族、吕志和家族为代表的港澳资本目前仍占有约70%的市场份额，但在盈利能力及市场争夺方面正面临外资的有力挑战。
现时，在澳门有27家银行，其中12家为本地注册，包括大丰、永亨等港澳资本在澳门经营数十年的银行。这些银行虽然规模不是很大，但以各有特色的经营方式活跃于澳门金融界。
澳门居民大多祖籍广东。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澳门吸纳了大量福建移民，目前祖籍福建的澳门人超过11万，在澳门形成一支重要的商人群体。其中的佼佼者如颜延龄、陈明金、许健康等在澳门及内地大量投资贸易、房地产、旅游、酒店、娱乐、高科技、农产品加工等，并积极参与社会事务。
由于地域狭小，澳门商家纷纷把投资目光转向内地。截至去年底，澳门仅在与之比邻的珠海投资项目已达3480个，投资额达15.28亿美元，占珠海全市实际利用外资的近五分之一。除广东外，澳商的投资方向也延伸到内地省份，投资领域广泛。
会议展览业是澳门最具发展潜力的行业之一。通过博彩旅游带动会议展览行业发展，在国际上不乏先例。美国拉斯维加斯不仅以博彩驰名于世，同时也是北美首屈一指的会议展览中心。澳门特区政府大力推动会展业为华商提供了新的机遇。
展望未来5年，随着泛珠三角区域合作进入实质阶段，CEPA政策进一步落实，港珠澳大桥等大型交通基础设施陆续开工，澳门博彩业也进入扩张期，港澳资本必然在澳门日新月异的变化中、在与外资的激烈竞争中不断壮大。
十二、海峡两岸经贸合作机会不断
广东省的GDP已经超过亚洲“四小龙”的新加坡和香港，2007年又超过台湾。广东是大陆经济发展最好的省份，但并非一枝独秀，山东、江苏、浙江等紧随其后。
与此同时，台湾GDP 2006年为3556亿美元，列世界经济体第20位，同比年增4.6%，与往年大致相当。
不久前，台湾有关单位发布了最新的“两岸三地板1000大企业排行榜”，与2006年的调查比较，台湾上榜企业由289家大幅减至172家，香港企业（包括在港上市的中资公司）则由348家降为300家，而大陆企业则由363家增至528家，三地企业排行大洗牌，出现“陆盛台衰”现象。
由于大陆的快速发展，近年来众多台商冲破台湾当局的种种人为障碍，投资大陆络绎于途，两岸间接贸易额迅猛扩大，台湾对两岸经贸依存度不断提升。据大陆有关方面统计，2006年，大陆方面共批准台资项目3752项，合同资金113.4亿美元，实际利用台资21.4亿美元；从1989年至2006年，累计批准台资项目71847个，实际到位台资439.1亿美元。2007年1至11月，大陆批准台商投资项目2993个，实际使用台资金额14.3亿美元。截至2007年11月底，大陆累计吸收台湾直接投资453.3亿美元，是台湾最大的投资目的地。
据台湾当局有关主管部门的统计显示，2007年1至10月，审批台商赴大陆投资金额达76.6亿美元，创下历年新高，估计全年总额将直逼100亿美元。近来，台湾“投审会”受理的台商投资大陆申请暴增了两成多。
两岸贸易额从1978年的0.46亿美元增长到2006年的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达到1078亿美元，台湾实现顺差664亿美元。2007年1至11月，两岸间接贸易额为1127.9亿美元，同比增长14.9%。截至2007年11月底，两岸间接贸易总额累计已达7164亿美元。大陆是台湾最大的贸易伙伴、出口市场和顺差来源地。
另据台湾方面的统计，2006年台湾进出口总额4597.3亿美元，顺差为252.1亿美元；；对外投资119.6亿美元，其中对大陆地区投资额为76.4亿美元。可见，大陆因素在台湾经济中的分量。
目前，台商投资大陆仍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包括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东南、环渤海地区等。江苏、广东成为吸引台资的两大“磁石”，占据大陆台资的半壁江山；昆山和东莞成为名副其实的“台湾城”，几乎每个角落都有台湾的影子；上海则有以台商及家属为主的50万台湾人常年居住。此外，山东、浙江吸收台资规模亦名列前茅。
近年来，台商投资大陆开始从珠三角、长三角加快“西进”“北扩”，出现了“中西部投资热”。2006年，江西、辽宁、四川和广西吸引台资年增长均超过200%，其中广西的增长幅度更达到950%。投资形态已从过去的劳力密集型传统产业（如广东东莞），转向以技术和资金密集型产业（江苏昆山）为主，台资过去多是中小企业，现在大企业和上市公司已是投资的主力。许多台资企业如顶新、鸿海、旺旺等经过多年的潜心经营，一跃成为著名的企业。台湾有媒体形容，具有“中国（大陆）概念”的上市公司，已涵盖各大类股，且概念逾纯含金量就越高。
台商投资大陆的产业领域也正在进行调整，虽然仍以制造业为主，但今年前三季度明显加大了对大陆第一、第三产业投资的力度。对农林牧渔业投资增长35.2%，建筑业增长97%，房地产业增长32.4%，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更是增长了53倍。
服务业成为了台商当前在大陆新的热门投资领域，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及工商服务等领域最为突出。继以轻纺业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以石化、重化工为代表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以电子业为代表的技术密集型产业之后，第四波以服务业为代表的台商投资热潮正初步形成。
两岸经贸热络往来，从经济结构来说是互补的，分工合作，从成效看亦是互利双赢的。虽然两岸贸易台湾存在巨大顺差，不过仔细分析，可发现台湾出口大陆的货物主要是大陆台资企业所需的原材料、半成品和机器设备，并不对大陆的外汇储备造成影响。而台商投资大陆是其追求企业利润最大化的一种选择。尽管台湾当局不断指责赴大陆投资的台商，称因此造成岛内经济空洞化，并制造种种借口对一些企业查账、拘人。其实台湾当局最应检讨的恰恰是其大陆政策。岛内土地和人工成本高涨，投资环境恶化，从事夕阳产业、传统产业的台企被迫成为首批出走者，随着科技的发展，从事IT外围生产的企业继之外移。
大陆成为台商最理想的投资地，这与两岸仅一水之隔，同文同种，大陆社会安定，以及有关方面积极引资等不无关系。近一年来，大陆方面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惠台新政，从开放台湾航运和道路运输企业在大陆设立独资船务公司，到允许两岸航空业界合资组建航空公司、合资修建机场；从向台湾居民开放会计、卫生、计算机技术与软件等15类（项）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到宣布两岸合拍电视剧享受大陆产电视剧同等待遇；从着手开展恢复对台天然砂出口的工作，到采购2000吨台湾水果；从大陆有关仲裁机构拟增聘台湾仲裁员，到允许台湾农民在大陆的海峡两岸农业合作试验区和台湾农民创业园直接申办个体工商户。这些政策为两岸经贸交流合作注入了更多动力。
这些台资企业的外移，不仅带来台湾的巨大贸易顺差，也令台湾能集中各种社会资源发展核心产业ITY业，解决了岛内企业的升级问题，台湾当局也才能因此提出有关半导体和液晶面板（TFT-LCD）的“两兆双星”计划。两岸经贸已经成为拉动台湾经济的主要动力。而台商投资大陆解决了就业、带来税收，扩大了出口，也促进了两岸的相互了解。
目前，岛内许多有识之士忧于当局固步自封和台湾在区域内日渐边缘化危机，纷纷为台湾经济把脉。政治大学经济系教授林祖嘉提出，大陆是未来台湾的经济机会所在，有关部门应更加积极协助台企进军大陆市场。而前“行政院长”萧万长很早就提出了“两岸共同市场”概念，并积极鼓吹。民进党人士洪奇昌等不顾党内攻击，呼吁放宽台企赴大陆的40%上限。
因此，两岸经济关系进一步向前发展，已是大势所趋。
中国新闻社《世界华商发展报告》课题组
组长：郭招金
成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晖 毕永光 陈建 俞岚 黄少华 董会峰 满秀芳 蔺安稳
二〇〇八年一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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